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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将军与裕仁天皇 二战后，澳大利亚对亚洲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由效忠英国转向跟随美国，支持并参与美国对日占领，虽然只是美国的小跟班，但是却对日本进行着类似于传统欧洲殖民者的殖民行为。在本文中，你将看到战后初期日本被澳大利亚占领军欺压的“屈辱”历史。 美国于1945年8月底开始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到1952年撤离日本之前，美国军队几乎重塑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尽管日本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但是这段时期的军事占领多少还是给日本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联军最高统帅、美国战争英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崇尚传统的殖民方式。他按照过去殖民帝国的做法下令没收日本的土地和财产，重建这个国家的经济，从位于东京被称为“小美国”的基地发号施令干预日本政府的大小事务。众所周知的是，麦克阿瑟拒绝与日本人握手，认为这样做相当于认可日本与美国处于平等地位。在美国占领期间，甚至日本天皇都必须对麦克阿瑟行正式的鞠躬礼而不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握手礼。许多日本人都对德高望重的天皇不得不向美国人鞠躬一事感到震惊，这也意味着日本人必须对美国俯首称臣。 麦克阿瑟将军与裕仁天皇 英联邦占领军里的帝国霸权气息同样浓重。占领军由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组成。它最初是“大英帝国”的部队。后来尽管帝国瓦解了，但是这支部队的部署仍然显露出昔日帝国的强大和凝聚力。据称，这支部队被派往日本是为了抚慰和减轻战争给“大英帝国无数家庭”造成的“重创和损失”。澳大利亚媒体依旧把这支队伍描写为帝国军事力量。比如《澳大利亚妇女周报》就称它为驻扎在日本的“帝国部队”。1950年底，著名作家、帝国忠诚分子弗兰克·克卢恩在提及这支队伍时就曾一时口误说成了“大英帝国占领军”，意识到错误后他立即改口说“抱歉，我是说英联邦占领军”。事实上，这时的英联邦占领军里已经只有澳大利亚士兵了。印度军队在印度1947年独立后就撤出了日本，随后新西兰和英国也迅速撤离。因此，这支在日本号称“大英帝国——抱歉，英联邦占领军”的部队实质上是澳大利亚部队。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在英联邦占领军中，帝国之凝聚力虽已不复存在，但其帝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占领军以日本人身体孱弱为由歧视他们。罗宾·格斯特发现许多士兵认为日本人“身材矮小、弱不禁风”，因此称他们为“小日本”。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弗兰克·莱格把日本人描写为“一群乌合之众”，“身形瘦小的受气包”，“像一群目中无人的男孩”，总之，“微不足道”。澳大利亚人对日本人的态度与美国人并无二致。麦克阿瑟将军也曾把日本人比作“十二岁的男孩”，与这些小毛孩相比美国人则像是“45岁”的成年人。麦克阿瑟的种种帝国主义行为被英联邦占领军指挥部视为了榜样。澳大利亚部队也明令禁止士兵与日本人握手。占领军的新闻片中日本人被用殖民语言描述为“基本上是土著人”，完全无视日本曾是亚洲强国，甚至有“亚洲的英国”之称的事实。一本发放给随军家属的名为《英联邦占领军规定》的小册子把日本形容成“由披着东方文明的皮的原始人组成的原始国家”。 英联邦军队登陆日本当天 殖民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它也是活生生的经历。在这样的经历中，个人生活高度政治化，日常活动也带有了更宽泛的意义。在殖民世界里，相应的权力和地位是靠仪容仪表彰显出来并通过行为举止表达出来的。保持体面是相当重要的。在亚洲生活的欧洲人采用了一套复杂而刻板的行为准则来维护“白人的威望”，从而显示出他们代表的是更高级的文明。许多殖民者都效仿一种无可挑剔的着装标准：那些讥讽欧洲人在赤道地区的高温下仍戴着手套、穿着晚礼服的笑话还真的确有其事。生活在新加坡、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欧洲人不愿从事体力劳动——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意被看到从事体力劳动——因为这被认为有损白人的威望。 詹姆士一家，1751 年，亚瑟· 德维斯（1712—1787年）绘，布上油画，这幅群像画的是罗伯特· 詹姆士，其妻玛丽，女儿伊丽莎白与安。詹姆士当了多年东印度公司的干事。德维斯将这组人物放在了宽敞的邸园里，女生们穿着闪闪发亮的缎裙，男士穿着天鹅绒上衣。男子双腿交叉的姿势源自古希腊罗马雕像，是身份地位高人一等的象征 尽管澳大利亚人在日本的新殖民主义占领者身份与传统欧洲殖民者的身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战后日本也实行了相似的身体政治。这些士兵一到达日本，就被告知“英联邦占领军的目标和任务”是“维护和提升英联邦的威望”。澳大利亚指挥部编排了一套复杂的“显示其军事实力”的仪式，一有机会就让一排排穿着盛装的士兵手拿装有刺刀的武器在市镇中心进行游行表演。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精心编排的低空飞行表演更是在空中展现了英联邦的显赫与威望。这些耗资巨大的仪式竟成了占领军在日本的主要工作，但实质上它们毫无战略意义。这些仪式之所以存在仅仅是为了“提醒日本人时刻牢记军事占领的官方性质”。 澳大利亚部队以更具侵略性的方式让日本人感受到了澳大利亚在日本的权威。比如军事占领区的社会秩序原本由日本警方负责，但是英联邦占领军却越俎代庖地担负起了部分警察职责。卡洛琳·卡特认为占领军的警察职责主要是向当地民众展现澳大利亚的军事实力而不是真的要承担什么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占领军命令士兵必须要求日本人向他们鞠躬，并称呼他们为“长官”。日本行人在路上必须给占领军的车辆让路。从一长串的事故和投诉不难看出，许多士兵确实是依照命令坚持主张了他们在日本的优先通行权。更有甚者，占领军为了阻止卖淫和性病传播，竟然当街随意抓捕妇女并强迫她们接受身体检查。澳大利亚士兵们冷酷无情、高傲蛮横的行为令当时占领军的一名翻译艾伦·S.克里夫顿感到非常吃惊。1950年回国后，他在一本日本占领回忆录《落花时节》里批评了英联邦占领军的帝国主义行径。不过，克里夫顿不知道的是，澳大利亚军队的傲慢态度其实已经在军队内部引起了担忧，有人担心“对日本民众的傲慢态度不但没有提升反倒有损澳大利亚的声望”。 艾克尔伯格将军（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与澳大利亚军队 这种殖民意义也延伸到了士兵们的私人生活领域里。澳大利亚士兵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有家属陪同的情况下执行海外任务。军队为家属的到来在占领区内建起了一幢幢独栋平房，当家属到达时，近500名妇女和600多名儿童住在这里，让人不禁以为这里是永久定居点而不是军事占领区的暂住地。弗兰克·克卢恩把这一定居点与英国统治印度全盛时期的英国卫戍部队相比较，从帝国拥护者的立场对此大加赞赏。令人诧异的是，澳大利亚士兵在日本的生活水平远远高出他们在国内所能实现的。所有军官和许多士兵家中都有日本“女仆”或“男仆”负责做饭、清洁和家务。有孩子的军官和士兵家中通常都有一个以上的佣人，甚至连单身汉都有家政人员照顾。这种生活对于英联邦占领军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因为在国内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雇得起佣人。许多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家政人员。《英联邦占领军规定》建议他们做到“举止得体、冷淡有礼”。多数人由于没有与佣人打交道的经历，于是纷纷效仿起了曾经的殖民者。他们像那些遍布亚洲的欧洲老牌殖民者一样，不管佣人年纪大小一律称呼他们为“女孩儿”或者“男孩儿”。连随军儿童也对他们的日本保姆颐指气使。克里斯汀·德·马托斯认为，这种称呼是殖民主义行为模式的典型代表，目的是为了“创造并强化西方殖民者在亚洲的特权地位”。 军方高层也鼓励这种殖民主义行为。当时占领军的指挥官是澳大利亚人约翰·诺思科特、贺瑞斯·鲁滨逊和威廉·布里奇福德。他们认为特权和奢华享受是军事占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方不仅要求佣人的服务，还征用了14家豪华酒店供部队和随军家属舒适地疗养和度假。其中最著名的一家是川奈酒店，士兵和家属在这里整日打高尔夫、喝皮姆酒（Pimm’s），充分享受着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权。这种情况使得许多人抱着殖民者的心态在占领区生活，并且认定西方人在亚洲就应该享受特权生活。 跟喝皮姆酒这种看似无害的举动相比，澳大利亚士兵试图在占领区创造殖民文化的做法则要严重得多。英联邦占领军高层不希望士兵与日本人“结交往来”，明令禁止他们进入当地餐馆、酒吧、电影院、剧院、公共澡堂和平民家中。禁令之所以如此严苛，部分原因是为了安抚国内民众在得知日本人虐待澳洲战俘后产生的强烈反日情绪。有些媒体以占领军中性病感染率急剧上升为证据暗示占领军士兵与他们仇视的日本人保持着亲密关系。《悉尼先驱晨报》1946年的一篇报道就谴责了与日本人为友的行为，认为这么做“有损军队威望”，并且声称澳大利亚士兵“能够也必须被日本人尊重”而不是与日本人为友。公众对英联邦占领军的支持也开始动摇了。一直致力于在国内舆论界维护占领军声誉的弗兰克·克卢恩则坚称，占领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人为友，反而认为“是时候该好好管教管教日本人了”，还引用了一名中士说的“决不跟这些混账东西为友”的话。 澳大利亚之所以如此积极地展现其对日本的强势和权力实在是因为这种机会千载难逢。美国率领联军占领日本，澳大利亚不过是它的小跟班而已，在大多数有关军事占领日本的历史记载里都没有提及澳大利亚。人们对澳大利亚曾是殖民地的历史还记忆犹新，而日本人直到最近才丧失了自己的庞大帝国。澳大利亚人在日本人手上遭受的屈辱，以及长期以来有关日本种族、政治例外论的看法都使得澳日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澳大利亚军方领导人对本国“威望”的自信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过他们还是坚持主张对日本人的统治权力。因此他们在占领期间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各种趾高气扬的姿态。 英联邦占领军的部署证明澳大利亚人仍在用帝国主义的眼光打量亚洲。然而人与人的实际接触远比这复杂。占领军的种种规定无疑是助长了一些帝国主义行为，但是，并非所有澳大利亚人都遵从这些规定。与亚洲的接触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多数刚到日本的澳大利亚人都对日本这个二战中的敌人深恶痛绝，但是与日本人一起生活的经历使他们的态度逐渐软化。许多澳大利亚人在目睹了战后日本困苦的生活后开始同情当地人。占领军翻译克里夫顿的《落花时节》一书不仅揭露了他的同胞在日本的傲慢行为，也反映出他与日本人的友好关系。其他一些士兵也加入了克里夫顿的行列，公然反抗占领军颁布的“不得与日本人为友”的规定。澳大利亚人与日本人关系日益亲近的一个例证是众多士兵向移民局提交请愿书，要求修改《移民限制法案》，允许他们的日籍妻子和女友进入澳大利亚。这一要求最终在1958年得到通过。罗宾·格斯特甚至认为占领军的部署实际上就是澳大利亚与日本开始交往的早期形式。占领军以外的澳日关系显得更为融洽，记者威尔弗雷德·伯切特和皮特·卢素以及传教士弗兰克·科尔德雷克和梅达·科尔德雷克的亲身经历都证明，澳日两国人民的跨文化交往多种多样，与维护国家威望和耀武扬威相比，好奇、接纳与着迷才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英联邦占领军及其新殖民主义政策是澳大利亚积极参与亚洲事务的真实写照，而士兵、家属与日本人的交往经历则淡化了这一部署的帝国主义本质。 文 | [澳] 阿格涅什卡·索伯辛斯卡 译 | 李建军 摘自《澳大利亚的亚洲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