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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刚刚结束的博鳌论坛上说：“‘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合唱，是对合作共赢新理念的一个形象比喻。细读习近平3月28日演讲的全文，通篇贯穿“共”的观念，如合作共赢、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共襄盛举等等，而且明确提出了亚洲安全上的“共建、共享、共赢”之路，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用合唱来比喻合作共赢，非常贴切。稍有音乐常识的人都知道，真正高水平的合唱，一定是自己唱好也要别人唱好，所有人相互配合、相互呼应，才能唱好。 按说这是个基本常识，按说合作共赢和合唱都不应该算是新理念。但为什么要在“一带一路”开局之际特别强调这一点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还用合唱作比喻。众所周 知，另有一种流行理念，叫做“自利共赢”，该理念坚持认为，每个参加合唱的演员只要自娱自乐地唱好自己的歌，最后就会自动完成一部美妙动听的合唱。众所周 知，这就是那个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看不见的手”假说，即每个人对私利的自由追求，会自动促进社会共同福利的增加。 的确，中国大力倡导的合作共赢，明显地有别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自利共赢。要充分理解这个区别，不得不回溯一下历史。 合作，属于人类的天性之一，作为一种行为模 式，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史。十五年前，美国学者罗伯特•赖特在他的新书《非零和：人类命运的逻辑》中宣布，他所发现的“生命秘密”就是非零和合作，他说： “我的论点是，就是非零和的持续成长和持续实践，在从原始时代生物发源到今天互联网络的过程中，决定了生命历史的方向。”“人类历史的方向一致，源自人类 生物性的一致。这个方向，如我之前提过的，是指越来越扩大的非零和。随着历史的演化，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在跟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参与非零和游戏，相互依赖的 范围随之扩大，社会复杂性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便随之增加。” 赖特的“发现”，并非什么新鲜东西，如他自己所说，“将非零和互动转化为大多为正面总和的经过，至迟在一万五千年前就开始发生了。接着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直到现在，我们乘着飞机，传送着电子邮件，生活在地球村里”。 所以按理说，人类追求合作并趋向非零和结果这个规律，不至于直到21世纪才被当作历史真相被重新认识。达尔文发现生物行为与演化之间的关系是在19世纪50年代，20年后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创建了“原始-野蛮-文明”的人类历史进化模型。又一两代人之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和耶稣会神学家德日进先后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演化趋向于创造越来越庞大繁复的社会结构。到了20世纪中期，生物学家甚至在动物行为中也发现了非零和合作行为，例如狗也有“不杀降”的本能，按进化论的解释就是：物种自然夭折的比率已经很高，若同种相斗还玩“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只会增加同种群体的夭折几率，不利于“我所属之物种”的保存。 基于这些思想突破，合作共赢这一“天理”原本是不言自明的，一种以人类的“非零和合作”行为模式为基本假设的社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原本应当在20世纪之前就发展为显学，汇聚成思潮，构建起宏伟的理论大厦。 但历史却没有如此这般发展。就像是江河的主流 分出来一个支流，“自利共赢”，一个原本只适用于很小范围（英国小业主阶层）的、被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发明的那个假说，竟然莫名其妙、 鬼使神差地发展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学说，不仅大大超出其初始的直接经验范围，覆盖了全世界各个不同文化，而且大大超出了初始的简单经 济领域，覆盖了人类社会各种复杂事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