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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年初首次28国外长会1月19日结束，会议释放出一个重要信息：欧盟将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同实施“反恐”。虽然会议决定继续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毕竟，巴黎街头的枪声听起来比顿涅茨克机场的炮声更可怕，乌克兰的问题已退居其次，至少不如去年那么重要了。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得明白，巴黎袭击案“改变了欧洲和世界”。他说：“今天，我们必须讨论我们须采取的行动，包括增加与穆斯林国家的交流。”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莫盖里尼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纳比勒•阿拉比的会晤。欧盟方面指出，这是两人历史上首次“一对一”的会晤。莫盖里尼在会晤后表示：我们“也许是第一次有了对合作必要性的真正深刻的认识”。 据她的披露，首批参与“反恐”合作计划的穆斯林国家包括了土耳其、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和海湾地区国家。 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姿态。看上去很美，交流、合作、共同面对。 然而，作为一个连续的故事，其中似乎有个因果关系链条：西方媒体过分放纵的言论自由，一再激怒穆斯林，引发了极端势力的暴力反应，而带有震撼性的、越来越逼近西方心脏的袭击事件，终于促使西方“第一次有了对合作必要性的真正深刻的认识”，并着手启动合作。 合作需要平等，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为基础。以前却没有这个基础，后来枪响了，人死了，就在眼皮底下，于是总算有了。新局面是打出来的。 西方断不会公开承认这个因果关系，更不会接受进一步推论——原本可以平等合作，原本冲突不至于这么激烈，如果西方早早懂得相互尊重，不那么狂妄傲慢，不滥用话语霸权，在涉及非西方文化、非基督教信仰等敏感领域约束其言论自由，何至于闹到这个地步？ 这是打死也不能承认的。就好像是提前要堵住别人的嘴，英国首相卡梅伦一边强调反恐和安全，一边还在走火入魔地为言论自由教条辩护。针对教皇方济各可以对侮辱和嘲弄他人信仰的行为“回报一拳”的表态，他反驳说， “我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有权利冒犯他人的信仰。…我们必须接受报纸、杂志能够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出版冒犯性的言论，这是我们应该捍卫的。” 仍然是一种绝对化、不加区别、放之四海的教条主义态度。不可救药。 从1月7号袭击案，到19号外长会，若将这12天时间视为一个特殊的历史片段，那么从观察者的角度看，这个片段恰恰就是整个西方社会面对巴黎袭击案这个突发刺激的一次集体反应。 一般来说，一种文明的深层特质，在这种刺激-反应模式中看得最为清楚。正如当年中华文明在鸦片战争刺激之下的反应，日本文明在“黑舰事件”刺激之下的反应，日后都被学者们引申出很多关于各自文明特质的讨论。 到目前为止，西方的应激反应突出表现为两点：一、继续高调为西方的言论自由辩护，为此不惜再次激怒十几亿穆斯林；二、试图寻求与穆斯林国家合作开展全球“反恐”，为此做出了平等和尊重的姿态。 这其中的自相矛盾显而易见。 如果将言论自由视为一种权利，那么它主要是下层人民挑战上层权威的一种武器；对这种权利的珍视，体现的是历史上人民反抗王权这一革命传统的继承发扬，但在今天，却与西方自身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身份相矛盾。 如果将其当作一种权力，就像西方媒体在毫无顾忌地针对非西方国家和本国少数民族说三道四时所体现的，那么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实施帝国主义统治的手段；对这种语言暴力的坚持，又与西方自身所承担的全球治理责任相矛盾。 总之，只要西方仍然将言论自由当作一种绝对化和教条化的标准，仍然任由那些还深陷在帝国主义文化中自我陶醉的媒体人胡作非为，任何真正的平等合作都不太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