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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声明，对于汪晖教授的治学态度和学术功底笔者一向尊敬有加，此文主要是借助“去政治化”论述这个基础展开新的探讨，为此还是要特别感谢汪教授对这一视角的开辟。 在最新一期《文化纵横》杂志上的长文《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中，汪晖教授继续展开了他关于中国近20多年来发生了“去政治化”这一论述，并由此推断：在20世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三位一体政治潮流退潮之后，与这种政治实践相关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范畴也都瓦解了，于是，“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成了今天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挑战。 汪教授说，“现在中国什么都有，就缺这个东西”。 在汪教授看来，在20世 纪，“中国”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一个政治范畴的，“从中国大陆内部来讲，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所寄托的是一个解放的理念，这个解放是通过阶级、工人阶 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这一系列的政治构成来实现的。”而在台湾，三民主义和民族统一的政治实践也使“中国”成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范畴。那时， “中国”作为一个被争夺的政治范畴，在对立双方都是明确的存在；在国际上，左翼都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支持台湾。 但在1989-1991年的巨变之后，中国大陆开始发生“代表性断裂”和“去政治化”，“第一表现为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工人国家的衰落，即不存在19-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第二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和工农联盟的彻底瓦解，即不存在这两个范畴了，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形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人民范畴也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民族解放事业也失去它的效能了。” 所以，现在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成了一个问题。 汪教授这个观察判断很深刻，值得重视。在对台湾的统独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认同危机等问题的探讨上，提供了清晰的视角和有力的概念工具。 但与此同时，从“去政治化”论述中所引申出的结论不言自明：当下的中国，仍在“去政治化”之后的转向路径上，除非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这些政治话语再次复活，否则“中国”这个概念就不再具有政治价值，不再成为一个政治范畴。 纵向上与20世纪的中国相比是这样，横向上与西方集团相比也是这样。汪 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有人会说：地理、人口和主权，这还不够吗？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文明，为什么还必须是一个政治范畴？我们看欧洲统一的进展与曲折，或许
就可以找到一点启发。十多年前，《读书》杂志就曾发表过哈贝马斯和格林等人有关欧盟宪法问题的讨论，除了究竟是宪法还是宪法草案或宪法协议等程序性问题之 外，他们共同确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仅代表着欧洲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而产生的、立足于欧洲
现代传统的政治论述。在这些政治论述强而有力之时，欧洲统一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伴随欧洲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社会民主体制面临危机之时，欧洲 统一就面临危机和分离的局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搬用欧洲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没有有力的政治论述，内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
道谁是朋友，不知道该去联合谁、依赖谁、反对谁，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心力的产生就是必然的。这一切就是政治危机的症结。” 由于中国失去了“有力的政治论述”，而欧洲仍然保持着其“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强有力的政治论述，所以当下的欧洲可以利用其政治论述对内推动统一，对外划分敌友、合纵连横，而当下的中国则发生了内外都搞不定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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