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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源远流长，早在17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陆续享用澳大利亚运来的海参，使用当地出产的檀香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曾零星地来到澳大利亚。到了1848年开始，华人开始大批来到澳大利亚，由此正式开启了近代华人移民的大潮。在澳洲，华人参加了当地的淘金，为澳大利亚贡献了大批财富，提供了新型的技术。以下文章选自费晟《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由出版方授权发布。
华人淘金者：吃苦耐劳引领新技术 众多华人移民参与淘金是维多利亚淘金热国际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维多利亚殖民地政府保留的记录看，1857—1859 年，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华人移民维持在4 万人以上，他们成为金矿区仅次于欧洲裔的第二大移民群体，截至淘金热基本结束的1881年，维多利亚华人移民人口仍有2万左右。 问题是，在华人大批抵达矿区时，大部分已知的大金矿都已经布满了各色背景的淘金者，这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与欧洲裔淘金者不同，华人移民大多是从南澳大利亚出发自西向
东进入矿区的，因此他们抵达矿区的顺序与欧洲矿工会存在重大差异。 大体来说，1855年后从南澳赶来的华人淘金者是沿着大分水岭的山脊小路前行的，因此通常会先进入同样位于山区高地的维多利亚中北部矿区，即卡索曼-本迪戈，然后他们可以继续前行至欧文斯矿区，或者顺势南下，进入巴拉瑞特矿区。无怪乎 1853 年底华人移民在本迪戈率先引发了公众注意，而三大矿区里最早形成的巴拉瑞特矿区反而在19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才真正成为华人最密集之处。 1854 年时，中北部矿区的卡索曼及附近的 吉尔福德（Guilford）华人最多时达到了5000
人，至1855年时，本迪戈也已经有华人 5325 人，直到 1868 年仍有 3500名华人定居于此。此外，这里较大的华人定居点还包括本迪戈附近的马尔登（Maldon）与马里布洛（Malburough）等小镇，19世纪50年代时华人社会的规模均维持在1500人左右。 巴拉瑞特在1854年时也已经拥有5000 名左右的华人移民矿工，但到1857年时这个数字增加到7500 人，到1858 年时华人数量达到9000 人以上，此后人数开始迅速下降，因为他们或者转行离开，或者向最偏远的东北部欧文斯矿区转移。 据1857年时的统计显示，巴拉瑞特男性人口中有22.3%是华人，仅次于英国裔男性，比任何其他族裔的男性都高出两倍以上。需要注意的是，1855年之后，许多华人移民也会直接从海路抵达悉尼，或者从维多利亚矿区通过陆路进入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金矿区。 比如1856年时，悉尼仅有896名华人入境，而到1858年时人数就激增至1.2万人，至1861年时，全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华人达到2.1万之多。 华人在1853年后才逐渐抵达矿区的第二个后果在于，当时矿区相当部分的浅表地层已经被欧洲矿工发掘过，块头大且埋藏浅的黄金已经被人收走。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华人没有开发一手矿的空间，但华人找到新的富矿的概率相对较低。于是，华人淘金者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对前人放弃的矿坑进行二次淘洗，从中拣选出更小块的黄金，其工作强度与难度就大幅上升了。 所以，华人移民矿工虽然在矿区自然而然地与其他族裔的移民混居，但是大部分人会根据乡亲关系结成团体生活与劳作，借此相互照应，分摊风险，从而形成了局部聚居的生态。无论是勤于淘洗二手矿还是习惯于集体化劳作，都会使得华人淘金者因反复淘洗矿土而耗费更多水源，同时反复破坏地表植被与土壤结构，这引发了直接的环境破坏问题，更导致华人与欧洲矿工因为矿产与水源的分配产生纠纷。与厦门契约工的命运大相径庭，珠三角移民从抵达澳大利亚殖民地不久之后便开始陷入各种种族冲突，对此在后文还会做专门分析。
对浅层沉积金矿的发掘 在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淘金者都致力于开发沉积金矿，也就是从溪流或者地下河床里发掘天然纯金块。不仅如此，由于绝大多数风尘仆仆的淘金者都是所谓“新手”（new chum），缺乏采矿技能基础，所以需要不断学习他人经验并且摸索矿藏分布规律。在这种背景下，来自加利福尼亚矿区成熟的淘
金装备与技法在澳大利亚矿区迅速传播。 大体而言，华人与欧洲矿工在淘金装备方面没有太大的不同，而且上手非常快。因为淘金者们很快就发现，最浅层的沉积金矿开发难度很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只要你身体健康而且拥有体力，哪怕没资本和文化教养也能干这一行”。 当然，华人绝不只是靠运气和体力淘金，在不断总结和吸纳矿冶经验后，他们掌握了通过采样确定矿土品级再挖掘作业的能力：很多华人成了全能采矿业的行家。他们的探矿者携带装在圆形木盒里的指南针。他们在处理黄金时一丝不苟，他们的腰带上挂着的12 厘米×10厘米的筛子，底部有细密的金属丝网眼，用来筛选黄金粉末和珍贵的颗粒。 在挖掘出矿土之后的淘洗过程中，最主要的装备是加州舶来的淘洗盘（milk dish）与淘洗篮（cradle），因为天然纯金的物理性质决定了它们很容易变形磨损从而呈现为小块的颗粒，与沙砾混杂一处，所以淘金者必须利用工具把颗粒金淘洗出来才行。加州式的淘洗盘与欧洲人当时饮用牛奶所用的圆形锡盘极为相似，所以也被叫作奶盘。
用奶盘淘洗矿土的流程需要反复进行，虽然简单，但也要小心翼翼，因为用力稍有不均就可能导致细小的金子和泥沙碎石一齐被水流冲走。事实上，纯粹靠奶盘淘金只适用于含金量非常高的砂土，而这又很难事先预料到。因此，为了提高作业效率，淘洗篮逐渐成为主要淘洗工具，而奶盘则作为补充操作工具，专门用于小金粒的筛选（参见图）。
淘洗篮的外形与工作原理 淘洗篮是相对高效的沉积金矿淘洗设备，但是具体规格与外形并不完全
相同，本图中所展示的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淘洗篮，也最容易为新手掌握。
淘洗篮外形看起来像婴儿的摇篮，所以矿工可以左右摇晃它。淘洗篮最
上层是一个以铁皮做底的方形木箱，铁皮网眼密布，实际上就是一个筛网。
矿工把搅拌过的矿土放入，然后浇水，小于网眼的固体颗粒就可以漏到
下一层。下一层则是一块斜架的木板，带有类似于洗衣板表面的褶皱，
上面铺着帆布。如此一来，从上层漏下的颗粒物就会顺着水流逐级被吸附在帆布上。最下一层就是出水口，口上有挡板。当矿工完成摇动倾倒出泥水时，挡板就可以把最细小的颗粒黄金截住，避免“浪费”。最终金子会积攒在淘洗篮底部。与奶盘淘洗一样，这种淘洗工作也需要反复进行。 不过，来自加州的工具并不总是适用，因为维多利亚矿区
与加州矿区的环境不尽相同。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维多利亚矿区缺水。这里整体干旱且降水不均衡，地表径流不足，直接去流水中淘洗黄金成本极高，于是有大量矿土被挖掘出来后堆积如山却迟迟无法淘洗。为了在短时间内加工尽可能多的矿土，矿工们发明
并推广了许多新装备及技术，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马拉搅拌机。 它在1854年前后首次出现在本迪戈矿区，其工作场景类似于毛驴拉磨：在一个圆形的场地里投入矿土后再倾倒进水，然后马匹被固定在套具里绕着中轴转，中轴和马
匹之间则用一根木杆横向连接，木杆下挂着许多爬犁，转起来的时候就能不停搅拌场地里的矿土，让它们变得细小。然后再把这些碎化的矿土拿去淘洗，冲刷掉泥沙、石子就能得到金子。这种工具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还相对节约用水，因为碎化矿土不需要反复冲刷了。 据估计，同等时间内马拉搅拌机处理矿土的能力比其他任何具有同类功能的设备都高至少20倍以上。1855 年金矿调查委员会在向殖民地议会提交的报告中说：“这引发了一场矿业革命，因为它的出现意味着广大废弃的、含金量比较低的矿土都能得到高效利用，意义重大。”马拉搅拌机迅速在浅层冲积金矿密布的中北部矿区蔓延，其数目在1855年达到500个左右，而到19世纪50 年代末期则达到2000个左右。 马拉搅拌机完全是维多利亚淘金者的发明，1855 年这项技术申请了专利，
并一直用于矿土淘洗，直到19世纪末。它的成本相对低而且操作简便省力，大大提高了矿工对矿土的利用率，成为卡索曼 - 本迪戈矿区最具区域标志性的人造景观之一。 在世人的刻板印象中，华人劳工为了省钱，常常宁可自己多吃苦也舍不得引入成本较高的机械设备。但在马拉搅拌机的应用上全然不是如此，华人矿工几乎第一时间就注意到并应用了这种新的装备。1856 年7月，墨尔本第一大报纸《巨人报》驻本迪戈固定通信作家威廉·凯利介绍了华人移民的采矿活动并记述道：你可以发现一些中国人使用的马拉搅拌机，那是从欧洲人那里买来的，他们稍晚就开始掌握了这种科学与技艺领域的珍稀样本。……将搅拌机卖给中国人的原主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他们通过坚持不懈获得了本来会错过的财富。 根据估算，一台马拉搅拌机需要大约200英镑的投资，还要求相
对比较复杂的安装与操作，而华人通过集体投资与分工合作取得了成功。然而，华人并不是在所有的采矿作业中都能顺利克服资本的压力与地质环境的挑战，他们在深井矿的开发中开始遭遇挫折。
来自深井的挑战 即便在非常富足的金矿作业，其埋藏最浅的金块与颗粒金也很快就会被挖掘殆尽，因此淘金者们就得往土层的深处进行挖掘。 1853年左右，矿井发掘作业在巴拉瑞特矿区开始流行，并且向各大矿区推广，许多矿井已经达到 6 米深：在土壤表层是草皮，草下面是一层黑黑的沉积土，然
后就是灰色的黏土——下面又是一层红色的沙砾，有时候会
很厚——再往下面是红色或者黄色的黏土，那里面有好多金
子，再往下是一层厚度不一的黏土层，有各种颜色的斑纹，
不太值得作业。然后下面一层是坚硬的白黏土（pipe clay），
这对挖掘是一大障碍。这层土很硬，矿工在没有准备的情况
下用锄头发掘时，它能把锄头反弹回来，甚至将锄头尖撞
断。然而就在这个土层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巧克力色的黏土，很粗糙但很像软肥皂一样，这层土就是著名的蓝色黏土，黄金含量很高。有些地方大约离地面 1 英尺深，但有时候要挖20 英尺深。 深井矿作业兴起之后，由于矿工不能在地表作业而进入地下工作，淘金难度立刻就上升了。因为这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而且难以判断是否会做无用功：在不同的矿区，这种黏土层的埋藏深度差别很大，而且许多金矿所在的区域内干脆没有这种土层，但是矿工们总是唯恐因为挖得不够深而错过这个土层，于是矿坑挖掘就越来越深入。 深井采矿的最大挑战在于地下矿难事故风险高。由于浅表土壤层早已经过翻掘而疏松不堪，而深井采掘又严重干扰地下土层结构与地下水系，结果不仅是井下冒顶事故层出不穷，矿井塌方也是司空见惯。矿工在狭小的井底没有专门的避险区域，每逢塌方通常就是惨遭活埋。 通过对巴拉瑞特地区最大的报纸《巴拉
瑞特之星》的索引进行统计，仅1854—1859年曾经报道过的各种塌方事故竟达200次。面对这种情况，具有煤矿及锡矿采掘经验的英国康涅什移民开始大显身手。大致在1853年中期，一名叫作贝比的矿工尝试用粗壮的树枝拼接组装成矿井架置于井下，然后再用 6～8 厘米厚、1.2～1.8 米长的木板紧紧贴住井壁预防侧面的突然坍塌。这是巴拉瑞特采矿业首次应用专业的井下建筑技术。但是新问题立刻又出现了：向地下挖掘的过程中往往需要穿越地下潜水层，可是淘金者事先并不知情，结果往往在穿过了潜水层后才发现渗水问题，而这时意味着转瞬间就会有地下激流席卷一切，多数矿工即便逃过淹死的厄运也将丢失掉所有的装备，血本无归。实际上包括贝比本人最终都因为渗水事故而被迫中途放弃深井开采。 19世纪50年代中期后，维多利亚各大矿区都出现了抽水用的蒸汽机，可由于其价格昂贵，也只能解决局部问题。无奈之下，多数矿工选择在自己身上绑上空木桶以防在突发洪水中瞬间沉底。最后还有一个地质环境上的不利因素在于，巴拉瑞特在历史上是植被特别丰茂的地方，结果在漫长的沉降过程中，有一些死去沤烂的古代植被在浅表土层下形成了沼气层。矿工们在挖掘到5 米左右深度的时候就可能遭遇沼气，猝不及防之下很可能中毒丧命。 相比于欧洲矿工，华人矿工虽然采用了基本类似的工具，但在矿井作业技法上却形成了一定的特色。比如，华人利用矿坑掘金时就颇有特色。当时的矿井，井口形状通常有圆形与矩形两
种。圆井口直径通常是 0.9～1 米，矩形的边长则是1.5 米、0.75米。挖掘圆形的矿井技术上更容易，因为淘金者无须打磨出矿井的棱角，但是这种形状下盛装矿土的篮子的抬升和降落更麻烦，因为井口的落脚点不好找，而且由于矿坑壁是弧形的，下井的矿工不容易挖凿出落脚点。 特别是遭遇降雨时，坑壁上的落脚点很容易就被冲掉，坑壁也会非常湿滑。方井就不存在这方面
的隐患，而且拉矿土的淘金者可以靠在井壁较长的一边，用脚撑住对面的井沿，作业就更加稳固和安全。 但是，欧洲矿工通常喜欢坐在大水桶里被同伴吊上吊下，华人矿工因为身形更小巧，虽然挖掘圆形矿井居多，但并不疲于反复在井壁上凿出能落脚的凹坑，一旦必要时他们就能抓住吊下的绳索，独立蹬着凹坑爬出去。 显然，随着矿井深度的增加，金矿开发越来越依赖技术与资本投入，尤其是需要大量购买木材以搭建脚手架以及支撑矿道的支架。对于华人来说，即便他们吃苦耐劳且善于学习借鉴，这些硬件上的要求也绝不是靠意志顽强就可以达到的。 事实上更常见的情况是，偶尔有华人集资买下旧矿，但旧矿井中支架本身已经
老化或缺损，华人无力重建矿道支架，结果常常遭遇塌方事故。尤其是中部山地土质稀松，由于浅表土层有高密度挖矿，地表植
被已经损失殆尽，偶有大雨就会导致水土变成黏稠的泥浆，一块土坠落往往连带一大片坍塌。 不仅如此，地下矿道由于没有木板铺砌，同样泥泞至极，这不仅让挖矿变得困难，而且即便地面上有人报警，地下的同伴也来不及逃跑。从四邑会馆留存的宝贵中文材料来看，华人在深井矿开发中付出的代价触目惊心： 其矿井有深至十余丈者，井边不固，每一崩坏，则葬身其中。吾侨为开矿而死者，不可胜计。为了告慰死者，乃发起义祠，当时报名入祠者，在7000人以上，一二年内增至万名，今日仍存于墨尔本四邑会馆中。 1854—1865年本迪戈死亡的华人中，70%
以上是采矿人员，
总计31个死亡记录中，26个是因塌方被活埋的。根据维中部新兴的沃恩泉（Vaughan Springs）矿区的记录，在1857—1859年意外死亡的66人中，有38个是华人，其中就有11个死于矿难塌方，另外6个死于呼吸系统疾病。
这些死亡统计是地方验尸官做出的，难以获得整个维多利亚的情况，而且这里有关华人的部分非常不完整，但足以让人想象深井矿难对华人的威胁之大。所以并不意外的是，到19 世纪50 年代后期，以深井矿开采的中心本迪戈为例，华人深井矿作业记录越来越少。 华人淘金者在三大矿区浅层沉积金矿开发活动中的成功与挫折说明，他们能够主动地吸纳外来经验与装备，及时掌握先进的技术发明，同时迅速熟悉矿冶地质条件。他们能够在淘金热中扎根，绝不仅仅是吃苦耐劳使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