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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是澳新军团日（ANZAC
Day），这是纪念所有曾“在战争、冲突、和维和行动中服役和牺牲的人”的日子，也是纪念“所有曾遭受战争之苦将士”的一天。 其实，顾名思义，澳新军团日最初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的澳新军团成员而设立的节日。1915年4月25日，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利（Gallipoli）登陆，遭到了土耳其守军的激烈攻击。至年底，2.8万人的澳新军团，有8709人死亡。 这是澳大利亚军事史上一块不能磨灭的伤疤。但当我们在纪念澳新军团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曾做出杰出贡献的华人军人们——在宏大的战争叙事中，这个独特的群体往往被忽略了。
来自多元背景的人一起参与 对于许多移民来说，澳新军团日（Anzac Day）唤起的是头戴宽边帽在加利波利战场上战斗的白人士兵形象。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这一形象已经慢慢发生改变。
在澳新军团日，全国各地的澳大利亚人都会纪念那些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中服役、战斗和牺牲的人，而澳新军团日游行则是纪念他们的牺牲和英勇的重要活动。 每年4月25日举行的游行，传统上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加利波利作战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成员。 如今，游行人士已经扩大到了所有澳大利亚现役和退役军人、女军人及其后代，包括在加利波利战役中对立的双方。 2006年，维州退伍军人服务联盟（Victoria's
RSL）允许土耳其一战退伍军人的后代参加澳新军团日游行，这一做法延续至今。 简·麦考斯兰（Jean McAuslan）数十年来在墨尔本的战争纪念馆（The Shrine of Remembrance）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Australian
War Memorial）的工作而获得了澳大利亚博物馆和画廊协会颁发当地终身成就奖。 此前她在接受SBS采访时表示，展览和记录反映了将不同民族融入澳大利亚文化的感觉。
麦考斯兰补充说，它展示了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受到战争影响的变化。 她解释说，虽然如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日本人的一些囚犯在战争结束后不得不返回自己的国家，但有些人已经在澳大利亚建立了一种生活方式。 “特别是意大利人，他们在被囚禁和拘留期间与当地农民一起工作，因此非常受欢迎，他们的家人有时会资助他们回到澳大利亚生活，”麦考斯兰说。 桑卡·纳德森（Sankar Nadeson）是出生在英国的印度裔当代艺术家和研究员，现居于纳尔姆/墨尔本（Naarm/Melbourne），在伦敦设有艺术工作室。
他与维州RSL合作，倡导文化外交和战略领导，与多元社区、当代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合作。 他的目标是培养一种“积极的民族自豪感”，摈弃沙文主义或是空洞的言辞。 纳德森先生说，尽管他在英国长大，从小每年纪念日都会佩戴罂粟花，但他从未将自己的家族史与澳新军团联系起来。 直到他开始与战争遗孀一起工作时，纳德森才意识到澳新军团的文化多样性，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澳新军团的理解。 通过与全州各大学和中小学学生的交流互动，我注意到很多人都不知道澳新军团中华人的存在。 纳德森补充说：“我问了我的姑姑，她说是的，你的祖父在马来西亚的英国军队服役，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表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的近42万澳大利亚人中，有许多人来自不同的背景，包括原住民以及具有英国、亚洲、希腊和北欧背景的人。大约有200名华人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澳大利亚而战。
很多人都不知道澳新军团中华人的存在 纳德森在与澳中青年联合会（Australia China Youth Association）合作时发现，他的学生对澳新军团的多元文化构成并不熟悉。 他说：“华裔学生往往不了解澳新军团华人的重要历史。”于是，他们通过街头艺术的手法去创作当代艺术作品，包括描绘特定的澳新军团华人成员，其中就有沈比利（Billy Sing），他是一战期间出色的狙击手。 他补充说：“当他们看到一位戴着宽边帽的华人时，他们认识到，他们实际上在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参与了澳大利亚的历史，而不是边缘人。” 亚历克斯·伊林（Alex Ilyin）出生于中国、拥有俄罗斯血统。他50年前定居澳大利亚。他的军队生涯拓宽了他对澳大利亚文化的理解。 伊林表示，来到澳大利亚时，那时他的英语不是很好，“我对澳大利亚生活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从一个新移民的角度出发的”。 在澳大利亚军队服役两年，开拓了我的眼界。与不同的澳大利亚人一起并肩作战，这极大帮助我了解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语言和风俗习惯等。 但对于一些士兵及其后代来说，服役归来却尝到了苦涩的滋味。伊林说，从越南战争回来后，当时的公众舆论反对这场战争。 他记得当时回到国内，很多人被告知要穿便衣，少出门。
“我们这些被政府派去未澳大利亚而战的士兵回国后，不得不躲起来，几乎是感到羞耻。” 然而，在鲍勃·霍克领导下，澳大利亚以盛大的欢迎归来的游行，来认可像伊林这样的退伍军人的服务。 伊林先生回忆道：“从澳大利亚各地，人们由政府出资飞往悉尼，我们在悉尼街头游行。从那时起，我们昂首挺胸，非常自豪。我们完成了国家对我们的要求。” 从1987年开始，伊林从未缺席过澳新军团日游行。
28%华人应征入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裔澳大利亚人非常迅速地响应了保卫家园的征兵号召。第一个加入澳大利亚帝国军的华裔澳人是Albert Victor Chan。战争爆发两周后，他就被列入了入伍名单。 许多人克服了参军的歧视和障碍，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一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澳华历史博物馆的志愿研究员、Edmond Chiu A.M.教授接受SBS中文普通话采访时指出，当时全澳有200多名华裔澳人应征入伍，其中54人因战争或伤病，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已经确认了278个加入了澳大利亚第一帝国军，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裔澳大利亚人。” “第一批在加里波利作战的澳新军团中共有32名澳大利亚华裔军人，其中5人在加里波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他一些人）感染了严重的肠热病和痢疾，不得不被遣送回澳大利亚。” 他们实际上是参加加里波利之战的澳新军团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Chiu教授说，1911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澳有华人血统的人为2743人，他们被归类为“天生的英国国民”。 这其中处于“符合征兵年龄”的人数为987人，因此278名华裔澳人入伍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这占到当时澳大利亚华裔人口的28%。 许多人克服了参军的歧视和障碍，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一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每年的4月25日纪念澳新军团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曾做出杰出贡献的华裔军人们——在宏大的战争叙事中，这个独特的群体往往被忽略了。 这些参军的华裔士兵大多数出生在澳大利亚。他们很多人是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期间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的后裔。 欧洲裔白人担心华人会抢“生意”，再加上部分地区华人人口不断扩大，这使得当时种族关系颇为紧张，进而催生了针对华裔的歧视性立法。其中一个例子是1909年的《国防法（Defence Act 1909）》，这一法案宣布“非欧洲血统或欧洲后裔”的人不能参军。 不过，这并没有停下华裔将士参军的脚步。Chiu教授认为，在平民中，针对华人的歧视的确存在，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歧视延续到了军中。 “他们写下了出生地，他们出生在澳大利亚。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被军队接受了，虽然有（法律）规定他们不应该被接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提出应征入伍时因为身为华裔而被拒绝，但他们大多数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军官们不得不做出决定，接受了他们。” 尽管存在针对华裔澳大利亚人的歧视，但Chiu教授认为，参加澳新军团的华裔将士和其他澳大利亚人并无差异。
人们希望与澳新军团日建立联系 曾与锡克教社区一起工作的纳德森认为，公众对抚慰过程的认可有助于国家的愈合。 他说：“当人们看到我们，或者看到你为之做出的贡献和你所做的事情时，你的心灵会获得极大治愈，然后你就可以自信地在社会中前行。” 他说，锡克教士兵不再觉得自己在澳大利亚社会中是外人。 “当我在墨尔本外西北部的一座锡克教寺庙里与一百多名社区成员接触时，强烈地感觉到这个社区不再是‘他者’了。” 纳德森认为，由于退伍军人获得认可，锡克教社区感觉更融入澳大利亚的社区。 他说：“有时你会意识到自己与更广泛的社区不同，但当事情具有凝聚力并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时，你就会感到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你实际上会感到这就是澳大利亚。” 因此，锡克教社区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他们与这个社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过与不同社区的合作，纳德森先生观察不同的社区是如何对待这一天的，这揭示了他们固有的传统。 他提到锡克教文化中的“严肃的基调”，“但与此同时，他们总是有一种庆祝的感觉，所以他们的庆祝活动非常丰富多彩”。他说：“来看看华人社区，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是红色的，红色代表纪念，也代表繁荣，人们“实际上对祖先的归属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和深深的敬意”。 现已退休的麦考斯兰女士也曾与维州与多元文化社区一起工作过。她说，来自文化多样背景的人们希望与澳新军团日建立联系。 她说：“据我观察，我接触过的人都希望参与其中，参与澳大利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
每年4月25日，伊林和他的儿子都会参加澳新军团日游行，以保持他们的传统，向那些在澳大利亚军队服役的人表达敬意。 他说：“澳新军团的传统一直在延续。我的儿子选择了参军，他作为常规部队成员在伊拉克、东帝汶和所罗门群岛担任维和人员，所以这个传统很好地延续了下来。” 每年4月25日黎明，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纪念仪式，这与最初加利波利登陆的时间相吻合。当天晚些时候，从小镇到大城市都会举行澳新军团日游行。 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澳新军团的历史，请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的澳新军团门户网站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