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一项新研究表明,澳大利亚海外出生移民所接受的心肺复苏术培训率远低于澳大利亚本地出生居民的培训率。而及时实施心肺复苏能够大为提高心脏骤停患者的存活机会。 一项新研究显示,澳大利亚海外出生移民所接受的心肺复苏术培训率远低于澳大利亚本地出生居民的培训率。 而实施心肺复苏术对于抢救院外心脏骤停患者格外重要。院外心脏骤停是澳大利亚人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 心脏病专家、悉尼大学韦斯特米德应用研究中心(WARC)的周花影(Clara Chow)教授在接受SBS中文采访的时候表示,她在研究中发现,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只有56%的移民曾经接受过心肺复苏术培训。 与此同时,当聚焦到东亚出生的群体中时,接受心肺复苏术培训的比例降到了48%,而在南亚出生的人中,只有35%接受过培训。与之相比,在澳大利亚本地出生的人中,有77%的人接受过心肺复苏术培训。 心脏骤停患者在医院外的生存率很低,只有10% 左右。维州圣约翰救护车机构(St John Ambulance Victoria)的数据显示,院外心脏骤停患者的死亡率依旧高达90%。 在澳大利亚,每年约有 2.5万名院外心脏骤停患者由辅助医护人员处理。而这些辅助医护人员实施的心肺复苏或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的手段将仅有10%的存活率提高了一倍以上。 周花影教授解释说:“当一个人在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时,他们身边是否有人会做心肺复苏术,是预测他们是否能坚持到医院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心脏停止跳动,越快进行心肺复苏,患者就越有可能生存,而救护车来得永远不够快。这就是为什么心肺复苏术很重要,”她说。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悉尼大学韦斯特米德应用研究中心项目经理索娜丽·穆诺特(Sonali Munot )表示:“尽管澳大利亚移民的教育水平很高,但我们的调查发现,他们在出生国没有机会学习心肺复苏术。” 作为心脏病专家,周花影在数据中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她注意到,西悉尼地区的居民在出现院外心脏骤停后的情况下,病情更不易好转。 她表示,这一现象促使她就移民对心肺复苏技能的掌握程度进行研究。 “这些人(移民)中的大多数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 10 多年。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没有接受过心肺复苏术的培训,”她解释,很多移民错过了澳大利亚学校教育的心肺复苏术培训,在工作中也没有接触这项技能的机会。 亚裔女工互助会(Asian Women at Work)的社工王蓉从中国移民到澳大利亚后,掌握了心肺复苏的技能。 “我平时就是做社区服务的,(心肺复苏术)对我们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个必须的技能,”王蓉表示。 她认为,心肺复苏术是一项非医疗专业的普通人都可以经过培训而掌握的技能,能够在关键时刻救助自己的亲人甚至陌生人。 “等救护车是来不及的,(等待)会浪费救命最宝贵的时间,”她说。 接受心肺复苏术培训的难点何在? 王蓉表示,对于华人社区来说,接受心肺复苏术培训的难点在于语言问题,一些人可能无法通过英文教学来掌握技能。针对这一问题,她所在的机构已经在去年举办了两次以普通话教授的心肺复苏术培训。 “华人社区的接受度非常高,大家都觉得这个非常有用,”她说。 周花影表示,研究发现,虽然有部分华人社区成员会受到文化影响,对是否可以安全进行心肺复苏心存顾虑,但是华人社区接受心肺复苏的培训率低主要是因为学习机会较少。 “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下,我们发现尚未学习心肺复苏术的人非常愿意学习,只是他们没有机会。” “这意味着公共卫生宣传可以很容易地调整和定制心肺复苏术培训模块,以提高这些社区的响应率,”她说。 除了提供线下合作培训,维州救护中心开始提供多语言的线上资源来满足这一需求,包括普通话、粤语和阿拉伯语等。 穆诺特表示:“提高对早期干预有效性的基本认识非常重要。说到心肺复苏术,任何尝试都比不尝试要好。” “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很安全,即使没有受过培训的人也可以很容易地使用,”她说,“每个人都做好准备并有信心做出反应至关重要”。 两位学者表示,每四位心脏骤停患者中有三例发生在家中或私人住宅区,掌握心肺复苏术技能就是在帮助自己的家人。 周花影教授还强调,为了保护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善意援助的人免受潜在的法律风险,《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被制订出来,保护实施心肺复苏的人免于承担个人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