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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enger）是一位学术理论家和地缘政治战略家，他成为高级别峰会和穿梭外交的代名词，是历届美国总统的顾问，被许多人称赞为政治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也因其对全球事务的现实政治态度而被人厌恶。 在一次内容广泛的采访中，这位近百岁的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的国务卿在讨论他的新书时，将六位世界领导人的情况与他的成长岁月、学术生涯、白宫任期以及对俄乌、中国的雄心、美国的分裂和澳大利亚在不断分裂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的想法放在一起。 基辛格的一生与世界重大事件相互关联，从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冷战和对核灾难的恐惧，到中东和平的斗争、越南战争、与苏联关系的缓和、对中国的开放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超级大国竞争。 正是这种与历史的交集，使《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项研究》（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成为一本引人注目的书。他将个人遭遇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生动地记录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李光耀（Lee Kuan Yew）和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生平。 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勇气和品格的重要属性，并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30年期间被 “火炉 “所塑造。他们在战争打碎确定性的时候成年，寻求重新定义他们国家的目的和方向，并为世界事务新结构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他们奉行的战略确定了他们自己和他们国家的雄心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阿登纳的战略是“谦逊”；戴高乐的战略是”意志”；尼克松的战略是”平衡”；萨达特追求的是”超越”；李光耀践行”卓越”；撒切尔则坚定于不可动摇的 “信念 “。 但基辛格说，今天的问题是，他找不出一个具有勇气和品格这些基本素质的领导人——前者能在决策的关键时刻带来美德，后者能确保长期对价值观的奉献——他也看不到一个新兴的领导人能与战后时代的领导人相媲美。 “你必须对此持乐观态度，因为如果它不发生，局势将变得越来越混乱，世界秩序将变得越来越难以实施，”基辛格通过Zoom以他明显的巴伐利亚口音说道，放松中带着反思。 “公平地说，也是如此，那些伟大的领导人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可能并不显得那么伟大。” 1938年，15岁的基辛格与家人一起逃离纳粹德国，先到伦敦，然后到纽约，开始新的生活。他们遇到了同样逃离欧洲的其他犹太家庭。这给他的父亲路易斯（Louis）和母亲保拉（Paula）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由于他们的年龄，对基辛格和他的弟弟沃尔特（Walter）的影响较小。 他们不知道在那之后即将发生的恐怖事件——许多家庭成员在随后的大屠杀中被杀害。基辛格从未想过他会在六年后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士兵回到德国。 “希特勒上台时我还是个孩子，”基辛格回忆说。”犹太人在德国的所有公民权利都被废除了，而且对你的居住地也有限制。因此，这是一次作为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的经历……但它对我的影响并不像对我父母那样，他们的生活被摧毁了。” 在大学学习期间，基辛格被征召并加入了第84步兵师。他在几个月前盟军涉水上岸的那个诺曼底海滩上登陆。他帮助解放了阿勒姆的一个集中营，并因反间谍工作导致一支盖世太保分队被摧毁而获得了一颗铜星嘉奖。 战后，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从广泛的历史中吸取教训，研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以及治国之道、外交和权力平衡政治，并撰写了关于维也纳会议的博士论文——该会议重新绘制了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地图。 他在哈佛大学教授政府和国际事务，并写了几本书。但基辛格着眼于更大的画布，渴望影响当代政策。他曾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为约翰·F·肯尼迪（John·F·Kennedy）撰写备忘录，并担任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60年和1968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顾问。 “在肯尼迪的白宫工作了大约15个月，教会了我两件事，”基辛格说。”第一，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在此之前，我并不真正了解安全顾问的行为方式，因为这在美国政府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职位。第二，它让我看到了决策过程的复杂性”。 在获得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位之前，基辛格对尼克松并不了解。他最初对这一邀请望而却步。洛克菲勒敦促他接受。基辛格很快发现，尼克松是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外交政策方面 “准备最充分 “的新任总统。 基辛格判断说：”尼克松对决策中涉及的战略要素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最独特的美国领导人，而且他在执行自己的信念方面有着巨大的勇气。“ 基辛格身材矮小，体格健壮，卷发，戴着标志性的角质眼镜，他自己也成了全球知名人士。白宫里充斥着敌意和猜疑，而尼克松和基辛格秘密录下电话交谈，甚至是彼此之间的交谈，但基辛格说，他们形成了密切的 “伙伴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私交越来越好。他认为尼克松将美国从 “摇摇欲坠的主导地位带到了创造性的领导地位”，在世界各地。 “我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竞争，但鉴于当时的激情，媒体有一种倾向，对我的个别决定给予了或许不相称的功劳，”基辛格说。“无论我做出怎样的贡献，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深思熟虑的总统，都是不可能的。” 他们继承了越南战争，这场战争摧毁了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总统职位，并分裂了美国民众。尼克松承诺 “光荣的和平”。基辛格认为，这项任务是”在胜利和失败之间穿过”。他为战争的进行和和平的解决进行了辩护，尽管在知道胜利是不可能的情况下，它们加剧了冲突。他们想把北越逼到谈判桌上。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造成约10万人死亡，对该国造成破坏。 “柬埔寨领土上有北越的师团，他们每天都在杀害美国人，（所以）我们政策的基本结构是正确的，”基辛格坚持认为：”每一位美国总统在不得不处理这种战争时，都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进行。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原本可以更巧妙地处理一些事情。” 基辛格认为，《巴黎协定》”取决于 “国会 “执行其规定的意愿”。但立法者减少了对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拒绝授权美国在整个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地区）的空中力量。之后北越占领了南越，西贡于1975年沦陷。 自尼克松会见毛泽东以来已过去50年。基辛格当时领导了与中国的秘密谈判，他于1971年访问中国，并为尼克松次年的访问铺平了道路。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会面的基辛格说，当时的战略是让美中关系比苏中关系更密切。 “中国在战略上比美国弱得多，对世界秩序平衡的最大威胁是苏联，”基辛格解释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十多年前，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 基辛格提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很可能是经济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但美国及其盟友（如澳大利亚）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 “一项历史性任务”。由于台湾是一个热点，基辛格敦促美国和中国的言论 “降温”，因为这使局势更加 “紧张”，加剧了冲突的风险。 基辛格将澳大利亚描述为亚太地区 “花样繁复的挂毯 “的一部分，他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深化与美国的关系；他欢迎与美国、印度和日本的“四方”伙伴关系；并鼓励与中国继续对话。 他说：”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友，有权得到对其安全的保护，因此有权与美国进行密切的战略合作。“ 关于中国，基辛格补充说：”对话可以在双方对彼此的行为信任的情况下进行，以防止意外和不必要的对抗。” Kissinger, with John Howard in 2002. Picture: Ray Strange. Kissinger, with John Howard in 2002. Picture: Ray Strange. 基辛格说，俄罗斯需要 “主宰其周边”，其 “扩张主义冲动 “是其安全感的根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曾多次会见普京。他说，普京对俄罗斯有一种 “神秘 “的看法，认为它的力量来自于它的韧性，并对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他怀疑俄罗斯能否继续与乌克兰长期开战。他最近表示，冲突可能会随着俄罗斯回到2月之前的 “现状 “而停止，当时克里米亚被吞并，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被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控制。他认为，俄罗斯会将此视为胜利，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失败。 “问题是：是否应该打到所有参与者绝对筋疲力尽，或者在某个时刻会有一个讨论，之后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可以共存，”基辛格说：”我预计会有一场外交努力。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将在今年的某个时候发生。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环境迹象。” 基辛格在处理外交关系方面仍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以追求一个更稳定的世界秩序。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各国需要在有限的可接受的违背国家价值观的范围内，容纳其他国家的利益。他重视讨论和谈判，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武器的时代，这比冷战时期的核冲突风险更危险。”俄罗斯和美国曾允许自己被无核国家打败而不诉诸于核武器，”基辛格说。”高科技国家不应该让自己卷入彼此的战争，并且有义务……与对方保持对话以防止战争。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因此军事冲突的危险比应有的要大”。 对共和党特工人员闯入水门办公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事件的掩盖，导致尼克松于1974年辞职。基辛格将尼克松的下台描述为一场 “悲剧”，因为不安全感、偏执狂和仇恨的心魔压倒了他。 “政府中的一些人担心他可能会发动政变，”基辛格回忆说。”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尼克松知道，他对所发生的事情负有部分责任，这不是强加给他的事情。它是由他所犯的错误和他所创造的气氛发展而来的。” 尼克松的辞职信是写给当时作为国务卿的基辛格的，他于1973年被任命为该职位，并继续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对基辛格来说，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的重要总统的悲伤结局。他回忆起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夜。基辛格被传唤到白宫，发现尼克松独自在林肯会客室里。他坐在一张躺椅上，双腿搭在沙发上，腿上放着黄色的法令册。总统 “心神不宁”，”痛苦不堪”。他们谈了近三个小时，并在林肯起居室里进行了祷告，此时时钟正指向午夜。“ 基辛格回忆说：”他想和我讨论他的政府发生了什么，以及历史将如何处理它。我对他说，’历史会比你同时代的人更好地对待你’。因此，这确实是那个晚上的主题。“ “他邀请我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他没有定义他在向什么信仰祈祷——但他是带着这样的信念来做的，即无论上帝在各种宗教中是如何表达的，他都能识别出什么是真诚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戏剧性的事件；这算是一次会面的结束，这次会面非常令人感动，因为他在这里任命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洛克菲勒）的首席顾问加入做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基辛格在1977年之前一直担任福特的国务卿，他指出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曾经说过，退休的领导人经常反思他们本可以采取的 “其他的行动方案”。因此，我问基辛格，他是否对有关印度支那、智利政变、入侵东帝汶或他任期内的其他争议的任何行动或行动失败感到遗憾。 “我们当然不会声称自己是无懈可击的，”他回答道：”我们尽量不做急躁的事情，而且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仔细考虑了我们的问题，这并不排除其他观点可能没有一些合理性，但在关键问题上，我们试图对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以及历史对我们所做事情的看法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在基辛格离开政府后的45年里，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每一任总统（基辛格曾在乔·拜登担任副总统时会见了他）和无数世界领导人都寻求过他的建议。鉴于他所认识的所有总统所面临的 “压力”，他对他们都抱有 “同情“。当被问及谁本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总统时，他提到了两个人：洛克菲勒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 今天，美国面临着像尼克松上任时那样的局面。“这首先是一个繁荣的信心产生过度扩张的故事，然后是过度扩张催生了衰弱的自我怀疑，”基辛格写道。美国面临着对其战略和价值观的挑战，而且“重新出现了灾难性对抗的可能性”。 基辛格说，尼克松试图掩盖水门事件的行为和特朗普试图推翻选举的行为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他对特朗普的行为感到震惊，并对美国在基于规则的秩序受到压力之时出现的分歧感到不安。 “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些（1月6日委员会）听证会不是关于试图以不适当的手段从事美国政治，而是试图撤销一个宪法程序，“他说。”我们很幸运，杰拉尔德·福特副总统，后来当上了总统，他是一个带来了更大程度的道德凝聚力的人。现在，我们在美国还没有找到凝聚力的锚点。” 基辛格是对的，领导力，特别是在政治领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人类的作用力往往是变革的驱动力。他提倡 “变革性 “领导者，将其称为”政治家 “或 “先知”，他们超越危机，”将社会提升到他们的愿景”。他的六个案例研究——阿登纳、戴高乐、尼克松、萨达特、李光耀和撒切尔——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今天所缺乏的品质。 但当被问及我们今天最需要哪位领导人时，基辛格提到了戴高乐和撒切尔。他说：”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社会，因此他们知道如何以一种可能赢得支持的方式制定自己的政治。”他补充说，戴高乐了解 “如何获得权力和如何使用权力”，撒切尔有她所捍卫的信念，所以 “中间派会向她靠拢”。 99岁的基辛格仍然很敏锐，对人和事的记忆力非常好，对全球问题的看法也很有见地和洞察力。他仍然是世界舞台上一个永远存在的人物，有时具有争议性，但具有独特的权威性。 因此，在一个小时的地平线之旅之后，我问他活出长而有意义的人生的秘诀是什么？ “两件事：好好选择你的父母，”他笑着说。”我的父母都活到了90多岁，这是我从未明确过表达过的野心，但我很乐意获得这一点。” 《Henry Kissinger’s 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一书由Allen Lane出版。 本文作者：TROY BRAMSTON 是《澳大利亚人报》的资深作者和专栏作家，也是 Sky News的评论嘉宾之一。他是《Bob Hawke: Demons and Destiny》（Penguin Random House出版）一书的作者。他还撰写和参与编辑了九本书，包括: Robert Menzies: The Art of Politics, Paul Keating: The Big-Picture Leader, 以及Rudd, Gillard and Beyond，并合著了获奖书籍 The Dismissal: In The Queen’s Name (with Paul Kelly)。 |
